本文发表于《中外对话》2007年12月19日，原文链接。
中国已经到了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关键时刻。何钢和江家驷说，为抗击全球变暖而采取一个全新和公平的政策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气候变化是工业革命以后，由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进行“竭 泽而渔”式的经济开发造成的恶果。这表明西方现行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发挥领导力，就要寻求人类发展模式的转变。“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这一思想应用到气候变化问题上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发展模式，这也将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应坚持“平等”原则为主。二十一世纪不是美国 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也不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世界平等共存的世纪。气候变化威胁到了人类的共存，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中国需要和平发展的世界， 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而存在，世界需要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因此，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和世界需要平等的对话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平等”原则是核心。
现在，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来自国内外 的双向压力，都要求中国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反应采取实质行动。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也要体现在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有力践行中。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压 力，中国在气候变化政策上，是继续被动应付“被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还是掌握主动“战略应对冲出重围”？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争辩。
多种机制启动程序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 特朗先生为巴厘会议撰文指出，巴厘会议将是启动后京都“程序”的重要安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将进入“程序化”的时代，启动程序意味着中国需要继续坚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以及《京都议定书》的双轨运转，同时应积极主动寻求其它多边或者双边机制，作为“双轨”的补充，甚至可能成为推动双轨正常运转 的重要动力。而多种机制的内核，仍然是对平等原则的坚持和实践。
• D6多边机制。D6与G8对应，意指六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虽然目前G8＋5八国集团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已经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开展了相关的对话与合作，但发展中国家需要在D6的平台上更多的沟通和合作，才能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 中印对话。世界能源署预测2007年中印两国的排放总量占到了世界排放上升总量的1/3。因此，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将是气候变化谈判和气候合作中至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 中欧、中美、中澳等双边机制。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将加强双方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至今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不过最近美国 国内针对气候变化问题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澳大利亚刚刚同意签署《京都议定书》。通过中美气候变化伙伴计划，中澳气候变化伙伴计划等，中美、中澳的合作将 有新的广阔前景。
把握主动应对挑战
从 已有的谈判进程看，中国政府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发展诉求，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强调“历史排放”的问题，以及中国的“生存排放”、 “发展排放”和部分西方国家“奢侈排放”的重要区别。最近，“出口型排放”责任的分担也备受关注。虽然这些问题都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需要强调和解决 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改变以防守为主的做法，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就可能打破“减排还受批评”的尴尬局面，为中国赢得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尊重和支 持。
笔 者以为，积极主动的战略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节能减排”可以帮助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 是实现“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其次，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主动性，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威胁论”以及“价值观外交”等论调依然不乏 市场，中国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发挥全球示范作用，以上批评将不攻自破。
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下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核心方面分别阐述，旨在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灵活性和战略性。
减缓必行
减缓是中国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紧急的对策。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一些约束性指标，如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不包括温室气体），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新增了气候变化的内容，国务院也通过了“三个方案”和“三个办法”具体执行节能减排，这都是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和贡献。
而如何变政治压力为有效机制具体执行仍需解决。中国有必要考虑长期的减排安排，并在如何减缓等战略问题上提出合适的建议，如欧盟提出到2020年在京都议定书规定1990年基础上减少20％，欧洲各国分别制定自己的定量减排目标，定量减排是减缓能得以有效约束的重要方法。
中国应适时提出减缓安排，如是否表明人均排放到某一标准后制定定量排放减少比例或限额等等。这将增加中国决策的透明度和预期性，将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仍然是需要坚持的原则。
适应并重
中国是农业大国，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较大；而中国面积广大的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受到气候变化的挑战尤其大。中国GDP增长的38％依靠出口，研究表明，出口产生的排放占中国排放总量的23％。总之，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巨大，而且，中国为环境保护而设置的目标，如“十一五”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等，可能因气候变化而不易达到，中国应适应这些影响。
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非洲一些相对贫困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小岛国家，中国在全球寻找资源的同时，如果能把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开发、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既是平等合作共赢关系良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大国责任的体现。
技术需求
无 论对于减缓还是适应，技术是最基本的保障。中国现阶段，化工、钢铁、水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以及能源效率和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 术、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清洁煤炭技术、碳收集和埋存技术是环境友好技术需要重点突破的行业和领域。归结到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上，技术不是最终的 解决方案，但是最重要的解决途径。
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需求当中，有技术扩散、技术转让、技术到位、技术开发、技术联合开发、技术合作等不同的方法，应该根据不同的技术具体的特点和需求，重视它们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以及在不同技术开发阶段的综合应用。
从 技术可获得性来看，很多技术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虽然一直存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等问题，但在技术合作和开发上，也有一些国际机制的安排和双边计划的协 助，但中国对于自己的技术需求尚不明确，对各类最急需的技术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外，要考虑适用性和经济性，最先进的技术不一定对中国最适合。因此，归口行 业和领域的技术清单，以及寻求共赢的技术合作机制是技术需求的关键词。
资金保障
2007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截至2007年10月底，发改委已批准了885个CDM项目。这些项目如果都能成功注册，根据合同转让的减排量总计约为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收益总计约150亿美元，其中国家提取用于基金的金额将超过30亿美元。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来说，30亿美元只是个小数字，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因为这是第一笔专门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
气候变化的资金保障应争取得到国家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的支持，其中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管理和创新，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减缓和适应需求等应该纳入国家预算。对于需要重点突破和紧急解决的问题，应该给予专项资金的支持。
从 国际看，应该坚持多边基金和双边基金的结合。在文中第一部分已经谈到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对于启动程序、寻求多解的重要性，而在资金上，多边基金和双边基金 同样重要，多边基金影响力较大，但管理协调较为困难；而双边基金相对较好操作，但可能投入不足，作用有限。斯特朗先生最近提出联合国应提供一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切实行动建立示范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领导力必须通过行动来体现。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笔者提出“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行动计划——通过建立典型案例、加入世界的网络和示范，进而推动全球性的广泛行动。
中国可以加入全球50个 零排放社区的示范。在零排放社区中全部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但寻求不同自然基础、经济水平、文化形式乃至宗教信仰条件下，融合资源节约、循环经济、建筑节 能、规划设计等手段，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探索示范。加入全球对于社区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网络，是中国与世界增强了解，联合行动的重要基地，同 时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自身智慧的平台。
再如，中国应当重视自然保护领导力和社区领导力的培养，对基层要进行培养和训练，是所有目标和计划得以执行的关键，也使得应对气候变化、寻求持续发展的全球观和领导力在基层生根，从而构成平等共存的动力基础。
危机还是转机？
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是一场空前的危机，但因为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而催生的改变恰好是人类伟大转折的开始：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鼓励新技 术的研究与开发，使人类走向更为可持续的生产和发展模式。对中国来说，将推动经济从以制造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向以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转型，进而增强政府透 明度和推进法治进程。
气候变化已是区域和全球的“安全”问题，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始终坚持“平等”原则，参与全球平等对话和联合行动，主动承担应有责任，发挥全球领导力，从长远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中国化气候危机为气候机遇，真正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一个受世人尊重的大国。
何钢曾获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他是2005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青年代表团成员。
江家驷是创立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院长。